蜂鸟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concert press

蜂鸟 House of Humming bird

是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获得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Generation 14plus单元评审团大奖，釜山国际电影节NETPAC奖和KNN观众选择奖。它是一部关于coming of age的电影，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经济浪潮期间，讲述了女孩Eun hee由于家庭缺陷，她尝试通过爱，也通过信念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

在制作这部电影之前，宝拉拍摄了一部短片《竖笛考试》（The Recorder Exam, 2011）作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作品。长片延续了它的设定，构建了初中女孩对于理解家庭与探索爱情的独特视角。

《蜂鸟》是一部非常具有后劲的片子。它很明显来自于一个女性对过往记忆抽丝剥茧的探索，它的切入口虽然小，但它所具备的包容、理解却非常广阔。

片中所呈现的家庭生活，包括家庭关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编织起来，主角的视角并不具备强烈的评判性，她只是置身其中，观察、接受。到最后，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大家共同经历了什么样的痛楚，以及什么样的转变。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容器。有时它是一个怪物，却也是一个共同对抗外部世界的纽结。这是这部电影的珍贵之处。片子的原名“蜂鸟之家”也有这样的意味。而我很喜欢里面所表达的友谊，包括同龄人的友谊（有时也是爱情），或者超越年纪的友谊，它们在不同的方向牵引，有这样的朋友，哪怕只是共同走过一段夜路，都是幸运的。（毛）

本文翻译自WOMEN AND HOLLYWOOD在2019年翠贝卡电影节期间的采访

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这部电影叭

我想引用一下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Youngi来描述它，怎样生活才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确定，我只知道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好事也在发生。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这个故事？

是从一个噩梦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纽约念MFA，我第一次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修读硕士学位。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开始做梦，梦到了我再次回到中学。我觉得这完全像一个噩梦，每次我从这个噩梦里醒来，发觉这仅仅是一个梦，才松了一口气。

这种不安使我回到过去的记忆：中学时的创伤——那是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意识到在那个时期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开始挖掘记忆。

你希望人们在看完电影之后想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能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激励他们在当晚写下一些东西，或与朋友进行深入的交谈。或者只是散步，带着他们无法形容的感受。

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获取资金并找到主演。还有，对于无法制作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恐惧。但很庆幸我拥有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朋友，他们也是电影制作者，他们会告诉你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可怕。

你是如何获得电影资金的？请分享一些和制作这部电影有关的理解

《蜂鸟》由韩国电影理事会（Korean Film Council）、首尔电影委员会（Seoul Film Commission）和城南艺术委员会（Seongnam Art Council）资助。这三支基金是韩国最大的独立电影基金，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当电影在柏林影展放映时，韩国电影理事会甚至还付钱给我和主要演员飞往柏林，它以各种方式支持独立电影制作人。

另外，我通过创投得到了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Seoul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的一等奖现金支持。能够获得奖金当然很好，但同时也是学习如何创投电影的绝好机会。为了更好地创投，你需要真正弄清楚你的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具体语言去传达这一概念。我强烈建议电影制作者参加创投项目。

完成拍摄后，我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基金会（Asian Cinema Fund from the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以及圣丹斯学院（Sundance Institute）得到了后期制作的资助。最后，它入选了IFP实验室（IFP lab）的十部叙事电影之一，这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后期制作的知识，并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业内人士。IFP还支持我们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市场放映。

所有这些资金筹措过程都是在2014年到2018年间进行的。当然，我们也遭到了很多拒绝。我学会了坚强。

是什么让你想要拍摄电影？

电影带能我去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真实和热情的。电影院不属于胜利者，而是属于失败者/孤独者的。无忧无虑的失败者。我喜欢那个世界。

你收到的最好和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最好的建议：“要把事情做好，首先需要爱，然后是技术”，by 安东尼·高迪。

最糟糕的建议：“为什么要把主角设定为初中生？如果拍一个高中女孩你就去能找一个名气更大的女演员了。为什么要是1994年？把背景设定在现在叭，否则以这样的预算拍一部年代片很困难。”

你对其他女性导演有什么建议？

不要看低自己，不要害怕成功。你并不是在害怕失败，而是在害怕成功和你强烈的存在。

谈谈你最喜欢的女性导演的电影，以及为什么

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导演的《蒙特利旅馆》（Hotel Monterey, 1972）。这部电影透过场景的不同视角展现了温情，仿佛旅馆是活生生的。看完电影后，你会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个地方，以及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充满了爱意。

自#MeToo和#TimesUp运动启动以来，你注意到了什么区别？

男性电影制作者正在试图更加了解他们所说的话。我很高兴不用再听到他们的笑话了。更重要的是，很多电影节正在试着去放映更多女性导演的电影，我们能看到这些，这就已经对我们的环境很有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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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是一部融入了导演您自身经历的作品。被问及它的拍摄契机，您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二十多岁的后半段在美国读硕士时，总是反复梦见初中那三年的情形。我想，这是当时没有解出来的作业(留给了现在的我)，于是开始自我反思。”您说的“作业”是指？

金：我们长大成人后，总是理想化地认为“小时候真好”。我想不仅是韩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说，“长大了就不会有朋友了”“小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比如说，在学校也好家里也好，小孩子都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事,这些都是我的压力。在韩国，特别是90年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对女性有很多歧视。我想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韩国女性回顾一下90年代。

其他很多国家都和韩国一样，总是嘲讽初中生这个年龄层。韩国和日本有“中二病”这样的词，美国也有“初二综合症”这种词。我们一边理想化，一边讽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试着用电影描述一下真正的初中时代，描述一下那时真实的情感。我时常遇到一些成年人，他们没有把小时候做过的事再好好做一次,通过追忆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所以即使长大了,他们心中也残留着中学时的自己。当然也许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承受压力，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回溯到孩童时代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然后再返回现在。所以我想再一次体验一下、消化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在制作《蜂鸟》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遗留学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观众在等待一个讲述那个时期的故事。如何看待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我画了很大一张饼，想做一部把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初二的学生？

金：比如很多国家都有“中二病”“初二综合症”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哪里这个年纪都是有些朦胧，有些微妙的。初一的时候刚入学，还什么都不懂。但到了初二可能就会树立起一些防范，或有些许改变了。初三因为以中考为目标，所以和前两个年级又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用“中二病”这个词来揶揄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明明大家在初二的时候正应该是感到悲伤、孤独、迷惘的年纪，却在长大成人后假装没有过那些感觉。所以我想好好捕捉一下当时的感情。我想通过初中生，或者说被无视的那些孩子和他们周围人的视角，真挚地凝视那个年纪的孩子的感情。然后，再一次和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相遇，和它们和解。我做完这部电影后，心中的积郁荡然无存，豁然开朗。当然，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蜂鸟》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94年。当时韩国是军事独裁时代，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1997年又经历经济危机，我在日本也知道，这个时期韩国发生了很多事，1994年就是夹在这些大事之间的一年。这一年对导演您、对韩国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金：我比主人公恩熙小一岁，当时在上初一。我把故事设定在1994年，最大的原因是圣水大桥在这一年垮了。这给尚且年幼的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地理位置上我家就离圣水大桥很近。这起事故对住在韩国其他地方，比如釜山、济州岛等地的朋友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新闻，但是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三丰百货倒塌，我朋友的姨妈因此去世。我始终无法忘记朋友哭泣的背影。88年举办奥运会后，韩国一直处在发展的中心。这些事件却象征着韩国社会的轰然崩塌。

我想把《蜂鸟》拍成少女恩熙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成长故事。恩熙经历了内在的，或是家庭、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崩坏”。电影如何把这种个人的“崩坏”和桥的物理“崩坏”，也可以说韩国社会本身的“崩坏”结合起来呢？探究这个结构，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交织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做了很多准备。

——从您开始有了想法到电影制作完成花了七年的时间呢。构思、研究等很花时间吗？

金：准确地说，花了五年左右。2011年冒出这么一个想法，2013年写完剧本的初稿。其实这期间我也在做别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在大学里讲课。《蜂鸟》没有得到企业的投资，是靠政府的补助金拍完的。但是从一个单位能拿到的补助金很有限，所以就从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地筹钱。结果等筹集到八所单位的补助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给投资公司寄过剧本，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商业元素的作品，所以都被投资公司拒绝了。

——您在自上而下观察、描绘中学时的社会情况，搜集资料作为参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金：我虽然亲身经历了1994年，但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了考证那个时代，我认真学习了包括小道具、美术等在内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圣水大桥垮塌的照片，很受震惊。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事，但在网上搜出那些照片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很吃惊，“明明过了这么久，但身体还是会记住心里的伤。在日本的话，也许也会有听到地震海啸，身体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很多疑问渐次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那那些因为这次事故失去家人、朋友的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对于韩国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都是在心里留下伤痕的。最终我们可以消除这份伤吗？”

——您在描述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给韩国人带来的共通的伤痛时，也涉及到一些对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反抗，可以看出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您是特意把女性特有的问题当作主题的吗？

金：我不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带着某些思想或目的去拍电影，电影就会变得俗气，变得像教科书一样。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把《蜂鸟》拍成女权主义电影。但是，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加入了一些小组，也借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可能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就反应出这些思想。女权主义者如我，也不可能拍出歌颂父权制、赞美大男子主义的电影嘛。（笑）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观众们震惊于“这部电影里女性好多”。我很吃惊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激发我的总是女性，她们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的周围有很多复杂敏感的女性，她们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然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的形象，或者我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这部电影里。观众们“有很多女性真好”“惊了”等等感想，让我重新意识到电影里女性主人公很少。

回顾过去十年的韩国电影，女性大多以辅助性的角色、性感的角色登场，且都是美女。在四个男性中，可能只有一个女性。女性只是次要角色。所以我发现，没有电影在描绘女性。

——我觉得在恩熙身上可以看出您中学时的样子。而且，在恩熙信赖的汉语老师英智身上也可以看出您现在，以及那些您憧憬的女性前辈们的影子。您是如何描绘英智的呢？

金：观众们看了电影有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都是正确答案。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与制作者的意图无关。不过《蜂鸟》承载了我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恩熙的爸爸和哥哥是父权制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很利己。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恩熙的男朋友性格优柔寡断，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地方（笑）。而且我也像喜欢恩熙的学妹友莉一样，曾有过被同性吸引的瞬间。在这些多姿多彩的角色中，我最喜欢恩熙和英智，所以把她们当作故事的主线来描绘。电影的创作者常把自己的视点投射到电影的角色身上，我把我的心情托付给英智，想通过她的台词表现出来。比如，英智最后的旁白说“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我想通过这句话说的是我通过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既有悲剧发生，也会有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的美好事情”。

观众们也很喜欢英智这个角色。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英智这个人看上去会不会太理想了。但是大家看了电影都说“英智看上去很强势，内心却没那么坚硬，这点很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很开心。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经常出演洪常秀导演的作品，演技细腻娴熟，正是有了她英智这个角色才活了起来。

——导演您是1981年出生的吧。您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吗？

金：我还没读呢（笑）。拍《蜂鸟》太忙了，电影也还没来得及看。但总是听说这部作品，所以一直很想读。我想有时间好好读一读。

——《ユリイカ》的同事想拜托我问问您，“恩熙的妈妈的痛苦来自哪里呢？” 恩熙的妈妈和恩熙的爸爸一起经营小店，总是看上去很疲惫。这是令堂平日的样子吗？

金：也有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我觉得普通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放眼世界，女性现在仍是二等公民，并没有获得平等。无论是养孩子，还是和男人一样在外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承担的工作太多，太忙，注意力就会减弱，精神变得游移。很多女性，尤其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女性，都觉得很难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太多了。这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妈妈们的共通点。和她说话，她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答非所问。我当时觉得太奇怪了。但是长大后我就明白了，这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有关，女性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劳动如此繁重，收入却那么少。尤其是做家务并不能得到任何报酬。在电影里也有无论恩熙怎么呼喊妈妈，妈妈也没有听到的场景。很多女性看了这个场景都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为了让电影展现大家共同的经历，我确实下了些功夫。可能运气好的孩子也会得到父母的很多关注，但是普遍来说，孩子和家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作品以此为主题。

我通过初中生的视角描绘了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敏感地察觉到的孤独、虚无等感受。比如，恩熙在外面呼叫“妈妈”的场景，我是把此时设定为妈妈的休息时间的。因为妈妈在家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做家务，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家，对于父亲来说是休息的场所，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是劳动的空间。对于母亲来说，“家”之外的场所更闲适。所以这是恩熙的妈妈从自己家里走出来，脱下母亲这个面具，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对话的场景。也可以说这是妈妈最健康的样子。但是恩熙不明白那样的妈妈的心情，所以感到很不安。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两种情景并存时的样子。恩熙可能现在还无法理解，但十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可能就懂了。

——恩熙脸上长了脓疮，爸爸陪她去医院时突然哽咽，哥哥也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我对此印象很深。您为什么要拍摄男性流泪的场景？

金：虽然这部电影把男性描述为父权般的存在，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看作恶魔或是加害者。这种父权特质，其实来自脆弱。我觉得最弱的人才会变得暴力，想要去压制对方。觉得自己很幸福、自信的人，没必要欺负别人，他们会很自然地表达感情。我尊重女性的理由就是，女性会很自然地通过流泪表达感情，不会觉得向对方表达爱是什么羞耻的事。

与此相反，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则被禁止流泪。如果两个男生一起去电影院，就会被大家笑“哪有两个男的一起去电影院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男人之间表达感情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男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虚张声势般用不那么亲切的称呼喊自己的家人，或是突然哭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权 制下男性的特征。

但是，我并不是想表达“男的都是傻逼”这个意思。我想用人的视线来描绘他们不堪一击的脆弱。我对我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感情。让大家看到爸爸和哥哥哭泣的场景，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恶魔，我觉得这样角色才更立体。韩国女性们看了这个场景都开玩笑说“人间真实”。好多人都以批判的口吻说“恩熙脸上长了脓疮，明明该担心自己女儿啊，安慰女儿说‘没关系’，她爸爸竟然哭出来”“我身边也有不会看眼色的男的”。我对这些批评也有同感。但是我想描绘的其实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人类的样子。我并不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下真的握有权力。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压制别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电影里有恩熙被学妹有莉表白的场景，这对于初中生作为主人公的电影来说是崭新的设定，但其实青春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请说说您设定这个剧情的理由。

金：我并不想把恩熙设定成什么社会楷模。韩国社会对女性是有特定的期待的，如果说90年代的中学女生的话，就是可爱啦，纯情啦这种。其实现在的媒体中的形象也是这样。我不怎么看韩剧，就是因为韩剧描绘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真的人类。我想看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漂亮的人物形象。现在社会在变，电视剧里登场的女性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现在媒体给我们看的依然还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向往的女性形象，那种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女性。看了《蜂鸟》的韩国女性们发现，恩熙的表情和自己初中时一样。特别是恩熙落寞、茫然时的表情，和很多女性初高中时常有的情绪重合。

还有一点是女校的同性恋风潮。女性的性取向其实是流动的。初中、高中的时候会憧憬帅气的学姐。虽然大家都不会公开承认，但私下问的话，就会发现大家都会这样。有关这点的小说也很多。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初中女生们的真实经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人看了电影竟然觉得有莉只是恩熙的学妹。但是她们明明就是在谈恋爱。我把恩熙写成双性恋，是为了展现她的自由、她的流动性。

——请说说您喜欢的导演。

金：我喜欢台湾的杨德昌，喜欢他的《一一》。韩国导演里我特别喜欢李沧东。我还非常喜欢郑在恩导演的《猫样少女》，这部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和《蜂鸟》设定的1994年相比，现在的韩国经济更发达，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导演您觉得这26年间，韩国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呢？

金：当然我肯定韩国社会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女性的人权（困境）没有变。这不仅是韩国，全世界的女性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作为拍电影的人，应该直面这个问题，让它明了。除此之外，很多成果正在通过努力实现，尤其是文化方面，我也受到很多启发。

太不像韩国电影了，反而有点国产独立文艺片和日影的意味。十分新奇的韩影观影体验。那种关注个体，关注少女成长过程中来自各方的烦恼，细腻如丝的各种细节呈现。视角和家庭氛围都十分有既视感，特别代入。

没有天生的不良学生，也是最单纯的不良学生。

敲错的家门，就像等错的佳人。

在家里毫无存在感，帮外出鬼混和带男友回家的姐姐掩护影响睡眠，替家里最器重的哥哥做饭还要被打骂无法反抗。家里挨骂的是姐姐，被夸的是哥哥。一家人就是香喷喷的饭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只有马铃薯饼，却吃得很香。

上课画漫画被抽到读英文课本的结结巴巴，早恋放学和男友一起走被夸眼睛像小鹿，揉脸摸头杀。和男友相约接吻，从蜻蜓点水递进到尝试和初吻的男友舌吻，而后互相吐掉嘴里残留的对方的口水。

不爱学习却有最喜欢的新来的补习班老师，私底下抽烟且看似古怪的补习班老师却偏偏是最喜欢最善解人意的老师。

在突然大晚上登门拜访的舅舅突然逝世最脆弱的时候却被最喜欢的男友劈腿，在自暴自弃抽烟蹦迪时遇到爱慕自己的小学妹，刚收到学妹的玫瑰，开开心心回家便撞见爸爸一边骂姐姐一边骂妈妈教子无方，甚至要出手，被情急之下的妈妈自卫用台灯砸破了胳膊。前晚上还大吵大闹的爸妈第二天却并座在沙发看电视看得笑哈哈，只是爸爸的胳膊上多了绷带纱布的包扎，但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呢。

“识人数百，知心者寥寥”。在阳光下和闺蜜聊心里话的蹦床，被最知心的闺蜜出馊主意相约去偷东西被捉现行后，被最好的闺蜜出卖还得不到最起码的道歉。从此失去一个好朋友，独自去补习班哭成泪人，又多了知心的益友（即补习班良师）。

耳朵后面一个不起眼的疙瘩，男友感受不到的疙瘩。妈妈感受到了让去熟人的小诊所，小诊所检查了又让去大医院。去了大医院才知道是要动手术切除的肿瘤。在医院外椅子和父亲并排，才难得见到平日凶悍强势和对自己漠视的父亲哭得稀里哗啦。难得感受到父亲对女儿的心疼。

刚刚和她约会唱K，确定关系，约好下次还要唱K，却被前男友又杀回马枪回来跪舔撞个正着，然而恩熙还是对自以为知错能改的男友无抵抗力，欣然接受和好重归旧好。在刚准备因为男友中间劈腿所以有空档的120天纪念日录音带准备送给男友的约会当天，又被看不起自己的男友妈妈撞个正着捉男友回去留她一个人，再次被抛弃，分手。

常常都有讨厌自己的时候，在觉得疲惫难过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手，在依次动动自己的手指头，原来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能控制十个手指头。抗拒拆迁的标语，为什么要抢夺别人的家呢？这世界上这样荒唐的事就是太多了。

“待在医院比在家里安心”。动完手术后，在医院住院的日子，才收获到了平日里求之不得的，实为罕见的，来自家里和亲朋好友的关爱。虽然父母只是等女儿醒来就再没出现，哥哥和姐姐从来没来看望过，讽刺的是，偏偏被甩的小学妹还跑来探病，补习班老师，还跑来探病。临床的阿姨，还关心自己送自己吃的。收获了满满的来自亲人之外的关心。“不要再挨打了，再有人打你，要学会反抗。”出院回家围桌吃饭，妈妈给自己夹菜，哥哥调侃自己，也算是小小的幸福。

补习班的老师突然离职，仿佛抽空了，失去了珍贵的救命稻草。也因补习班领导误报时间错过了最后送老师的机会，并听到其称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古怪的，气不打一处来顶撞了领导，继而被补习班开除，回家被不了解情况的父母骂得狗血淋头，忍不住爆发叫嚷着被哥哥一巴掌又扇破了耳膜。

假期结束返校，遇到曾经许诺就是喜欢且只喜欢自己的学妹，却遭到冷眼漠视。原来那种看似深情的喜欢成了只是停留在上学期的事了。

直到圣水大桥垮塌，正是姐姐的上学路线，得知消息吓得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让跟姐姐联系是否平安，好在因姐姐没搭上公交故而活了下来，虚惊一场，却引得哥哥在饭桌上泣不成声。

收到最爱的补习班老师送来的包裹。素描本和借出的书。还有一封信。开开心心写了回信激动地摸索着来信地址乘车送去，连同端着老师爱吃的妈妈做的年糕。找到地址却收到噩耗。原来大桥的垮塌没有带走亲姐，却带走了亲爱的老师，迟来的包裹只是姗姗来迟，老师已然不在世。所谓人生无常，我们与爱的距离，就是半夜驱车到江畔，隔江遥望断掉的大桥，并且流下泪来。舅舅的离世，让妈妈觉得奇怪。老师的离世，让恩熙学着长大。

遇到坏事，伴随而来的一定会有好事， 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分享一些事 。这世界神奇而又美好。

就像妈妈袜子的破洞，沙发底下的台灯碎片，以及永远留在那个夏天的再也等不到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而别的答案。

我们总是得在伤痛中学着成长，在狗比的生活中，无论经历怎样的失意和彷徨，终将面对操蛋的一切，并学着坚强。

第一次看恩熙和老师相遇的一幕，以为是恩熙上楼时先看到抽烟的老师，而老师是在进教室后才认识恩熙的。后来却发现，或许是老师首先注意到了恩熙才对。

那天恩熙在饭桌上说哥哥又打她了，爸妈却只是习以为常地给出象征性的答复。接着镜头一转，恩熙已经独自一人在汉语课楼道门前的水泥阶梯上徘徊了（实为蹦上跑下）。她以如此沉默温和的方式排解了一会儿内心苦闷，就上楼去，紧接着便经过了那位站在窗边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的陌生抽烟女子，并受到某种不可知力量的牵引，转头看她。

初遇

如果拿我们活泼可爱初中二年级女生上楼梯的时间和老师从容不迫点烟放空的时间相比，后者大概会久一点。而站在窗边，手中除了香烟茶杯别无他物的老师，除了看看窗外上下左右的风景，大概也并没有更多消遣方式了。

所以，如果楼前的树木没有遮挡得太彻底，老师是有蛮大可能注意到有个小姑娘在那里蹦上跑下的。若是，那么她也一定看到小姑娘走进了自己所在的楼道，因此才在知觉到背后有人经过时毫无警惕，不曾回头，接着在走进教室看到陌生同学笔下的画作后，又目光一转，面露悦色地认出了刚才那位小姑娘的身影。

这种可能性于我而言，成了对老师随后和恩熙相处中种种表现的附加注解。即使它其实并不成立，老师所说所做也足够动人：她总是关切，总是沉吟，总是在温和话语中传递着某种不必多言的理解。

或许最初在内心产生好奇的人是老师，首先发觉彼此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或契合的人也是老师。她的善意并非任人索取，只是源于自身对二人之间亲近感的体认。因此当恩熙问生命何时才能发光，她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在相知者眼中，本就是一个发着光的人。

知心能几人

乌龙茶

傻问题

“我喜欢来医院”

反抗的约定

终于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喜欢极了，没有过多解释的缓慢的片子。大量戛然而止的留白足够实现拍摄者和观看者的共同创作，而呈现出来的部分又节制饱满，不至因叙事中断造成感受的隔阂。目光暗淡了但它还在追索。情绪截止了但它还在延续。美中不足是老师的中文写得不太好看。但是，抄着板书突然回头说“打糕很好吃”，好像有点可爱犯规。

啊！

还有啊，如果有了想说的话，就不要再等来日方长。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不是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吗。

非影评，一点儿感想。

本片大多数时候都是冷色温的白光，那是一种素净又略带感伤的基调，那位汉文女老师的气质如出一辙。昨天看完已经有很大触动但还没有触及心底，今日坐在图书馆里写作业时回想起一些往事，那些抽丝剥茧的记忆混杂着电影的影像，再次向我袭来。

我头脑中时常会出现一种意象，那是杨德昌、是枝裕和、小津安二郎这些东亚导演镜头的具体化。我作为一个半睡半醒的旁观者在角落，昏暗的厅堂，因为单元楼的互相遮蔽，午后的阳光挤破脑袋才从阳台投射进一点，可能是高处的鱼缸或者玻璃水杯，反射在地板上的光芒幽幽地闪动。作为家庭成员的父母不知道是否在这小小房子里，但依稀可以看见摇晃的人影、细碎的絮语和厨房传来叮叮咚咚做菜的声音以及油烟气息。

恩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女学生，我，新世纪一十年代的中国男学生，一个是受东亚文化浸淫已久的国家，另一个传统儒文化生生不息，我们有如此多可以互通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时代的潮流从来没有停歇，我们像是巨浪前的小舟，只因我们年龄尚幼，那些电视台滚动播放的新闻，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巨大事迹，都只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幕板。恩熙在医院的时候，恰逢朝鲜领导人去世，周围的成年人纷纷感慨议论，她却无动于衷。我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友情或者爱情、希望爸爸妈妈更爱自己一点、认真学习可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没有闲暇去顾及这些时事新闻。但是当我们长大后，回头却发现这些事件早已成为镶嵌在成长历程的一颗无法拔除的铁钉，我们像是在看自己的一张童年照，这些带着血和泪的历史变革就在我们的身后，无法磨灭。

我在刚才刻意强调了我们的学生身份，每当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学校和学生身份都是重要一环。人类进化至此，幼年的教育已经自发建立公众场所，由统一具有资格的长辈进行各方面指导，直系血亲的教化功能被不断削弱。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把学校和老师都视为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东西，如果遵守一点规则和秩序，我们都会去好好读书避免惹老师生气。但本质上这些和我们的天性是违背的，幼体的生命具有很强的活力，讨厌社会性的拘束。正如恩熙和朋友会在课堂上写字聊天，会开老师的玩笑，谁没有做过这样调皮的事呢。

恩熙有一点是和我不一样的，她不是常规的学生。她打扮时髦，和朋友一起吸烟，去蹦迪，已经尝过恋爱的果实，还会因为好玩做出格的行为——偷窃。但这样反而让我们存在共性，我们都是少数个体。不被大众接纳，这点从恩熙被评选为飞蛾可以看出，我们秉持个性，情感饱满，性格早熟——原生家庭的漠视不理解让我们更早接触社会、姐姐和男友共处一室不避嫌的亲密行为、爱侣在情感中的不忠幼稚行为——这些都促使我们想要更加独立，想要向外部世界呐喊。这个时候，恩熙遇到了灵魂契合的人——温和寡言的汉文老师，作为一个同样偏离社会轨道的人、一个成年人，恩熙产生了亲近感。细数我生命中每一个过客，也存在过那么几个重要的人，他们为我的价值观塑造和人生选择都起到了重大影响。老师教恩熙汉文、安抚她的心灵、谈论路边的标语、送给她的书和写生簿，两人之间的每一次谈话、甚至每一次凝望都是介质的交换，直到最后老师必然性的消逝。她从未批判评价，也不会给予希望和压力，我们生命的天平终于达到了一次平衡。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淡忘掉老师，但是我们的行为和抉择都会带着死去的影子，有些东西只会历久弥新，回到那一天，瘦削的汉文老师还是会趴在窗口一人抽着烟。

回到家庭，恩熙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普通，像是从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随便拉出来的两个人。不能说他们是不爱我们的，生病了他们会送我们去医院、犯了错（被评为飞蛾和偷窃被抓）他们会淡忘、受到伤害（被哥哥掴耳光）他们也会呵斥施害人，但是这些究竟是爱还是亲缘之间的相互扶持难以下定义。毕竟我们受到伤害他们给予的关怀不是立刻的，给妈妈诉说病痛却麻木不理睬，给爸爸打电话却要交付警察局，两个像是臆想的误会冲突最能反应，恩熙在回家路上呼喊母亲和因为走错房子连续敲门。当婴儿的啼哭得不到母亲的回应，当教化功能失去后连血缘联系也在不断被割裂，我们仿佛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立的个体，像是渺小的蜂鸟。作为子女对待父母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我们承受着与生俱来犹如神性的畏惧，接受着某种程度的“剥削”——无条件的服从命令、接受父权的霸凌和延续。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体谅这其中的难言之隐，父母矛盾的爱（打碎花瓶割伤手臂的事），所谓的为家着想，给长子投入最大的精力可以为家族带来最大的回报。但这种传统的家情怀，在现时代以牺牲个体为前提下，是否还有存续的必要值得斟酌损益。汉文老师教我们不能一味软弱要反抗，可是蜂鸟翅膀扇起的风儿又能多猛烈？

教科书里不会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青春挽歌不尽相同，每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了形状不一病根深浅不一的肿瘤，这在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秩序中无法规避，但为何连消弱的勇气都不曾有过。无论是历史的遗留，文化圈的滋养，都不能让这毒刺在阳光下肆意生长。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最后三人站在江边注视着坍塌的圣水大桥，大桥触目惊心的断口就好像我们生命成长缺失的一环、现代规则伦理的罅隙，该怎样弥补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答案，我同样也不知道。

（2019 台北電影節）

先說導演映後，主持人提的兩個問題，導演回答非常詳細（女生，當時記錯29歲，實際為81年39歲），對電影的每個細節都非常有想法，口條很好，用詞精準（以我微薄的韓文聽力來說），另外有一位觀眾提了問題，並說導演如此年輕就有這樣的格局，很厲害，也問了是否有參考一一這部電影，結果導演超喜歡，還提到她來台北像粉絲一樣去一一的拍攝地踩點。這次的映後很棒，解答許多（對我來說有用的）問題。

歷年來北影都會選部韓片，但選的每部都好長好想睡，以為這次又是這樣了，結果沒有！我超有精神！看完很喜歡！從開頭就留下很多細節，劇情很流暢，家庭部分的矛盾很寫實。導演談到一一時說了，她看電影裡繞著洋洋連接到其他家人的故事，而她的電影裡也是靠著恩熙連結到周邊人物。

看到後面某一幕我就開始止不住的落淚，是恩熙從老師家回來後趴在桌是叫媽媽，並問她「你不想舅舅嗎」，媽媽回「感覺很怪，很不真實的感覺」（大略意思）我對離別也是這樣的想法，回想起來感受不到離別，卻也在那當下得知離別的感覺。

最後是恩熙在陽台坐著打開老師寄來的信，聽著聽著就哭了，我的生命什麼時候會開始發光呢？